互联网促进民主化了吗？

云也退

德国大作家君特·格拉斯今年85岁了，不再出新书，但偶尔还会露下脸。有一次，他的重孙给他展示自己的facebook界面，告诉他：“我有五万个关注者。”“五万个？”格拉斯说，“那你一个朋友都没有。”

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出生的人，活到今天仍然意志清醒，可能是件不幸的事。该怎么才能让格拉斯相信，他所捍 卫的那套价值体系早就崩坼了，在网络社交平台上，你可以一个熟识的“朋友”都没有，却有一群你完全不认识的人在不停地抬高一些数值，这些数值让人的自我感 觉非常良好，再也不理会那些“离了wifi你什么都不是”的警诫。我们知道除非世界末日，否则，在可预见的未来一段时间里，我们不可能再活在一个没有互联 网的世界里，就像人发明了熟食之后，就再也不会倒退回去吃生肉一样。

老人们完全理解不了这些。我清楚地记得我爷爷指着我的笔记本电脑告诉奶奶“喏，这就是电脑”时我奶奶的 样子，好像仅仅在昨天，她还不敢随便碰电话线，唯恐不慎触电，今天就得看着屏幕上面密密麻麻的字和跳来跳去的颜色莫名所以。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，中国似 乎不再有不识26个英文字母的人了，或者说，不识字母的人完全消失在了我们的视野之外。老一代经历过热战和冷战，凭着著书立说成为精英的文化人，无法想象 互联网将话语权碎散下放到如此程度，每个坐在电脑前面的人都可以追求和争夺之。

有许多反思互联网的新书纷纷出炉，其中一类就是随着格拉斯们的传统公知思路而来的，批评互联网制造了喧 嚣的幻象，实际上让人更加孤独，更无法与真实生活里的人交流。这类论调，即使有大量数据支撑，看多了也嫌腻味，讨论这些话题的人，总有种散不去的、酸酸的 乡愁味道。我们已经认识到，互联网带来的问题，只能由互联网自己来解决，无数野心勃勃的年轻人在制造新的“玩法”，其中就包括旨在驱散网络幽闭症、加强线 下交流等种种新应用。它们随着人的口碑流传，也许在一两周内，你的脑子里就植入了某个新名称，或者英文字母缩写。然后你再拿着它去跟更多的人交流。然后， “互联网加深了人的孤独感”的危言便不攻自破。

仍然有一批人坚持站在反互联网的第一线上，比如美国亚特兰大埃默里大学的教授马克·鲍尔莱因，他的《最 愚蠢的一代》胪列了互联网的种种原罪：肤浅学习、厌恶学习、读图时代、文化斗士的丧失、精神导师之不存，等等，然而，这些观点在互联网问世的早期或能让人 点头称是，Web2.0时代可是连一星半点的悲壮都容不下的，它是个真正的“小时代”，纵横捭阖让位于垂直深耕的时代。也许有很多人在亚马逊网站上浅浅地 预览他的书，看后边的评论，然后断言作者是个前网络时代的“文化遗老”，这就行了。

可以拿互联网与资本主义社会做个类比：很可能，两次世界大战前后的人们赶上了创造新的可能的最佳机会， 那时，饱受战争摧残的人，以及那些从殖民时期摆脱出来的二三线新民族，拥有足够的理由去否定资本主义的合理性。而左派运动渐渐变质、褪色、丧失人心，之后 的变革，不论是激进的还是渐进的，就完全成了资本主义内部的微调，很难再有人去质疑它该不该存在。现在的互联网早已立于不败之地，走到任何一个地方，空气 中都能呼吸到wifi的味道。只要有一台能上网的设备，其余都是次要的。

在互联网早期精英的设想中，“民主化”是互联网可能贡献给世界的最大的财富，而“民主化”这三个字也对 在“大时代”里活得太久的人构成了最强的吸引力。“我们被告知，电脑键盘比秘密警察强大：独裁政权会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倒台，互联网激发争取民主的呐喊”， 互联网研究专家詹姆斯·柯兰写道。他接着分析说，这个期待日后的落空，是因为人们发现，一方面威权主义政权控制互联网的能力要超出自己的预料，另一方面， 互联网的作用，也因为它不断制造的新鲜感而被人无止境地夸大了。

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过去后，“占领华尔街”和“阿拉伯之春”分别展示了互联网的民主力量，运动的积极 分子们通过网络彼此串联，约定时间和地点，传播动态，互相打气。但是，“占领华尔街”有手段混淆目的之嫌，举着“99%”牌子的人轻轻松松地就“被看见” 了，这种抗议的表演性让人质疑他们的真诚。至于阿拉伯之春，柯兰认为，他们的“起义有深层的原因，早就有抗议的预兆，只不过多半被西方忽视了。不过新媒体 的出现，尤其手机、互联网和泛阿拉伯的卫星电视有助于异见的积累，加速了抗议活动的实际组织过程……它至少加强了起义者的力量。”

不管民主化进程是否真的大大受益，对于那些尚存传统“改变世界”理念的人而言，互联网绝对会让他们绝 望。因为我们事事处处都离不了它，依赖它，迷恋它，如约迪·迪恩所说，“新媒体产生了一种霸权话语，这种话语的基础是多样性和多元性的逻辑、自主性、信息 的获取和参与，其结果自然是更多元的社会和更高涨的民主”——看上去是好事，但迪恩旋即又指出，与新媒体的开放性相伴随的，是“全球范围内极端的公司化、 金融化和私有化。”当你在媒体上一次次读到，某人创业成功，目前他创立的品牌“被估值为某某亿美元”时，你会不会产生一种“世界已完全被金钱标准所主宰” 的感觉？

另一位专家诺瓦尔点到了要害：我们只看重在互联网的新政治框架下“原则上人人都能发声”，但是，我们 “却不注意那种框架的结构，也不注意个人如何在其中被人看见。”不谈作为“例外”的政府管制，facebook对一切人开放，youtobe对一切人开 放，google对一切人开放，原则上说，一切人都能被看到、被听到，但这就是“民主化”了吗？也许少数一言九鼎的人物被拉下了神坛，包括原本在公共话语 里呼风唤雨的传统媒体，但是人们已经发现，新生的所谓新媒体尽管失去了大部分主导舆论的功能，却更加紧密地将自己的利益同政商巨头捆绑在了一起，在后者面 前，不服从、不驯顺的网民都变成了可笑的“嘴炮党”。

格拉斯对他儿子的儿子的儿子说，你在网上没有一个朋友；他也可以对那些抗议者说，你们说了很多，展示了 很多，赚足了点击率，但这些都跟名副其实的抵抗相去甚远。好在，现在还有人谈论这些，未来最大的危险是，我们将听不到任何这类针对“框架”的反思之声，每 个人都只能想到依托现有的框架“成就自己”，从网络制造的无限的机会之海中刮取一层金灿灿的粉末。互联网以及新兴电子产品在知识界的推动者，从尼葛洛庞帝 到凯文·凯利，似乎都有意避开了这个棘手的话题，更很少去谈网络之外、在现实中日趋严重的社会不公。如果我们想尽量推迟危险变成现实的进度，那么，就去读 读《互联网的误读》这本书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