禁放烟花爆竹 立法要为年俗留下空间
原标题：法律要为年俗留下空间（新论）
立法者和执法者应该有更大的文化关怀，通过具体的技术手段，既维护现代社会中人们的法定权利，又为传统文化留下生长空间，使之成为促进民族认同和强化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节点
春节来临，烟花爆竹的话题重新被捡起，是禁是放，各有说辞。在近日陆续召开的各地两会上，一些地方的人大代表建议，应该以立法的方式禁止中心城区燃放烟花，以缓解日益严峻的空气污染。还有人建议，至少应该严格行政审批，对烟花爆竹的运输、燃放等行为进行控制。
事实上，近些年来，这一话题几乎每年都会引发激烈争议。从立法和执法的角度对燃放行为进行规范，固然是法治思维与法治方式的体现，同时也要看到，对于“爆竹声中辞旧岁”的传统风俗，还需要通过文化创新的方式来改造，以适应现代社会的生活方式。正如孟德斯鸠所说：“要改变风俗和习惯，不应当用法律，否则便是粗暴。”
传统农业社会，燃放烟花爆竹寄托了人们“辟邪”、行好运的心愿，也给孩子们添了乐子，给大人带来了喜气儿。但在现代高密度生活的大都市，情况显然不同：一方面，人们已经不堪喧嚣，他们更希望已经浑浊的城市空气能够清爽一些，繁忙工作之后的假日能够安静一些；而另一方面，物质生活的逐渐丰裕，使人们对“年味儿”有了更高的文化期待，甚至赋予其文明传承与传统复兴的意义。“过年”成了现代生活中的文化乡愁，是个体的情结，是民族的时序密码。一串小小的爆竹，是禁是放，也因而承载了传统与现代、文化与文明的价值评判，变得沉甸甸起来。
在“春节”的文化转型中，能不能找到一种方式，让大家各得其所？让这一传统节日既有持敬守静的“敬”，红红火火的“喜”，家人友人的“亲”，又不至于太“俗”太“闹”，贪“吃”爱“礼”，偶尔还有一个“赌”字？更为关键的是，传统的春节习俗，过于重视血亲小圈子，而相对不够重视开放的公共领域生活；固然不乏爱心，却也仍然有待培育公益心。能否在重建春节习俗的过程中，同时加强文化认同和公共意识？比如，在一些国家民俗中，通过特定的仪式和形式，体现出社区和团体的存在，通过不限于家庭亲人的群体活动，构建出丰富的公共生活领域，在更大的程度上培养对社会、国家、民族的归属、认同与公益心。
因此，立法者和执法者应该有更大的文化关怀，通过具体的技术手段，既维护现代社会中人们的法定权利，又为传统文化留下生长的空间，使之成为促进民族认同和强化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节点。比如，能否通过科技手段，降低烟花爆竹的污染、噪音和火灾隐患？舞狮舞龙扭秧歌，是否通过居民自治和民主协商的方式选择时间和地点，既保留年味又培养自治意识？社会组织能否行动起来，举办一些体现组织性、开放性和集体性的节庆活动？等等。
自省促进文化创新。这些看似小事，却有助于形成开放的公共生活领域，帮助国家将社会“编织”起来，有助于在复杂、分化的转型社会中增强归属、凝聚共识、增加认同，更好地在继承中发展，在传承中创新，从而体现传统民俗“正风俗、饬人心”之教化正俗的美意。因此，尽管我们的民俗已经有着极为充实的形态，但完全还可以运用法治的手段和法治的方式，进行更丰富美好的文化创新，从而成为中国梦清雅却丰富的底色。
（作者支振锋，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研究员）
《 人民日报 》（ 2014年01月29日 05 版）
立法者和执法者应该有更大的文化关怀，通过具体的技术手段，既维护现代社会中人们的法定权利，又为传统文化留下生长空间，使之成为促进民族认同和强化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节点
春节来临，烟花爆竹的话题重新被捡起，是禁是放，各有说辞。在近日陆续召开的各地两会上，一些地方的人大代表建议，应该以立法的方式禁止中心城区燃放烟花，以缓解日益严峻的空气污染。还有人建议，至少应该严格行政审批，对烟花爆竹的运输、燃放等行为进行控制。
事实上，近些年来，这一话题几乎每年都会引发激烈争议。从立法和执法的角度对燃放行为进行规范，固然是法治思维与法治方式的体现，同时也要看到，对于“爆竹声中辞旧岁”的传统风俗，还需要通过文化创新的方式来改造，以适应现代社会的生活方式。正如孟德斯鸠所说：“要改变风俗和习惯，不应当用法律，否则便是粗暴。”
传统农业社会，燃放烟花爆竹寄托了人们“辟邪”、行好运的心愿，也给孩子们添了乐子，给大人带来了喜气儿。但在现代高密度生活的大都市，情况显然不同：一方面，人们已经不堪喧嚣，他们更希望已经浑浊的城市空气能够清爽一些，繁忙工作之后的假日能够安静一些；而另一方面，物质生活的逐渐丰裕，使人们对“年味儿”有了更高的文化期待，甚至赋予其文明传承与传统复兴的意义。“过年”成了现代生活中的文化乡愁，是个体的情结，是民族的时序密码。一串小小的爆竹，是禁是放，也因而承载了传统与现代、文化与文明的价值评判，变得沉甸甸起来。
在“春节”的文化转型中，能不能找到一种方式，让大家各得其所？让这一传统节日既有持敬守静的“敬”，红红火火的“喜”，家人友人的“亲”，又不至于太“俗”太“闹”，贪“吃”爱“礼”，偶尔还有一个“赌”字？更为关键的是，传统的春节习俗，过于重视血亲小圈子，而相对不够重视开放的公共领域生活；固然不乏爱心，却也仍然有待培育公益心。能否在重建春节习俗的过程中，同时加强文化认同和公共意识？比如，在一些国家民俗中，通过特定的仪式和形式，体现出社区和团体的存在，通过不限于家庭亲人的群体活动，构建出丰富的公共生活领域，在更大的程度上培养对社会、国家、民族的归属、认同与公益心。
因此，立法者和执法者应该有更大的文化关怀，通过具体的技术手段，既维护现代社会中人们的法定权利，又为传统文化留下生长的空间，使之成为促进民族认同和强化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节点。比如，能否通过科技手段，降低烟花爆竹的污染、噪音和火灾隐患？舞狮舞龙扭秧歌，是否通过居民自治和民主协商的方式选择时间和地点，既保留年味又培养自治意识？社会组织能否行动起来，举办一些体现组织性、开放性和集体性的节庆活动？等等。
自省促进文化创新。这些看似小事，却有助于形成开放的公共生活领域，帮助国家将社会“编织”起来，有助于在复杂、分化的转型社会中增强归属、凝聚共识、增加认同，更好地在继承中发展，在传承中创新，从而体现传统民俗“正风俗、饬人心”之教化正俗的美意。因此，尽管我们的民俗已经有着极为充实的形态，但完全还可以运用法治的手段和法治的方式，进行更丰富美好的文化创新，从而成为中国梦清雅却丰富的底色。
（作者支振锋，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研究员）
《 人民日报 》（ 2014年01月29日 05 版）
